随笔078 - 生日.春天.204号病房-阿贝

出来这么久，第一次在这个时候回北京。

这次是专程为老爸过七十周岁生日的，又是半夜的飞机。临行前匆匆去超市买了点儿东西，回到家继续忙处理工作上的事直到晚上九点，用了20分钟准备行李，20分钟吃饭，靠在床边闭目养神了半个多小时，十点半去楼下打车去机场。

我是个怕麻烦的人，以往总是拣着夏末秋初的时候回去，是因为不想特意为回趟北京制备多余的衣服。走来走去，我的行李总是很简单，有时简单得就象是去上班。这次箱子里搁了条秋裤，在短袖背心外套了件毛衣，再把十几年前就开始穿的一件纯绵外套塞进包里，就从夏天飞回了春天。

清晨刚从机舱里走出来，重逢的是北京仍然清冷的春天。回到家里，意外看到躺在床上烧得没有力气睁开眼睛的老妈，很心疼。老妈是头天傍晚开始发烧的，并没当成什么大事儿。老妈坚持要等老爸过完生日再去看医生。想到早已安排了的庆生节目和已经整装待发的北京的亲戚们，我们也就顺了老妈的意思。老公将于当天下午，直接从机场赶到饭店张罗晚宴的事，我们一家人都聚齐了，这真难得。老爸的生日过得很开心。

虽然吃了药，老妈却仍然没有退烧。第二天一早，我和老公就带上老爸老妈坐上德士从京北的妹妹家直奔京南我家附近的那所医院。然后是楼上楼下的跑：挂号，门诊，验血，验尿，透视，皮试，办理入院手续，交押金，去病房，找医生，开处方……直忙活到中午十一点，才算把点滴打上。一打就是五瓶，五瓶过后，仍然没有退烧的迹象。我心里着急，就不断地去烦值班医生。值班医生是个女孩子，样子长得很亲切，就象“咱村儿里”的孩子。还扎着马尾辫儿，看样子毕业没多久。有刚进来的病人问她：“医生怎么还不来？”，小医生回答：“我不就是医生嘛！”病人有些不好意思，这样的情形让我觉得既有趣又熟悉，就象我当年走进课堂，有学生很神气的问：“新生吧？找不到教室了？”

小医生问诊的过程很认真，有条不紊，我一旁观察着，感觉她正在印证一些从书本里学到的内容。后来熟了，知道她叫史胜端，她解释：“胜利的胜，端正的端”，看样子，她的父母是对她寄予厚望的。看着老妈发烧发得辛苦又找不到病因，我急着要求医生先加些退烧药物，小医生不为所动，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这样的高烧不退，一定有个未查明的病灶”。那个样子就象我小时候解题解不出来一样：“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什么线索被忽略了？”虽然心里仍然着急，我也知道她走的是正确的途径。要给医生一些时间，进了医院，要调整心态了，最紧要的是要按耐得住急躁的心情，至少别把医生得罪了。经过一系列血液尿液细菌培养，病房病理分析，B超胸大片心电等检查，在老妈的高烧进入第五天时，温度终于开始下降，病因也终于查明：急性肾盂肾炎加败血症。对症下药后，温度渐渐控制并稳定下来，精神头儿也回来了。非常庆幸，住院住得及时，如果只在门诊打打退烧的点滴，病可能就给耽误了，想想也是后怕很。

刚断了暖气的北京，家里室内的温度要比室外的低。内一的病房在二楼，我们选了间朝南的204号病房，病房里的暖气还没停尽，加上两扇大窗户，病房里明亮又温暖。病房里六个床位，老妈是第二个住进去的病人，选了另一个靠窗子的第十四号床。从窗子望出去，刚好是医院的大门口，再外边就是马路。小医生每天过来看老妈，总是在老妈的床前站会儿望望窗外，说站在这儿可以给心情晒晒太阳。比老妈早些住进来的是个糖尿病患者，老太太是个有福气的人，七十多了还是细皮嫩肉，四个女儿一个儿媳妇走马灯换着班儿来陪护，老头儿也常来病房里待着，数叨儿女的事儿，老头儿对某个子女似乎仍有些不满，老头儿唠叨的声音大了，老太太就小声儿的制止。

第三个住进来的是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十年前得过肾炎，身体瘦弱，一脸病容。听说是肾病加重，医生说她的两个肾都变小了，安排她过两天做肾穿检查。看得出，她的思想负担很重，常背对着其他人默默垂泪。望着她的背影，我也只能沉默，沉默浸着无奈，散发着一股医院里来苏水的味道。能帮她什么呢？她比我还小一岁，能做的，只是在她老公不在身边的时候，帮她打打开水。女子姓孔，来自孔子的故乡，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竟然已经上大学了，好象是某个纺织学院，两口子感情很好，在离此不是很近的什么地方经营着一个猪肉摊儿。男人黑点儿，但看起来很精神，没点儿多余的肉，一口少见的好牙，很白很整齐，牙齿结实得好象啃铁条都没问题。女人很贤惠，身上只留很少的钱，总是催着男人回去照顾生意，老家还有两个儿子要供养，说是“手停口停”。

医院里的日子过起来很混乱，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我从家里带些东西去医院，一进病房，就看见一位红光满面的老太太坐在靠门口的病床上听收音机。老太太保养的那叫一个好啊，七十三岁了，脸上没什么褶儿，而且白里透红，一点儿生病的样子都没有。老太太东北人，老知识分子，个头很矮，身材的中间部位比较圆，喜欢背着手站着聊天儿，一边儿聊儿，一边儿很有节奏地垫一下脚跟儿，仿佛还惦记着再长长个儿。老太太也是糖尿病，但控制得挺好，加上生活条件好，又想得开，要不是穿着病号服，怎么也不会把她与疾病联系在一起。老太太很健谈，很少有闲着的时候，她喜欢串着病房聊儿，最爱让人猜她的岁数。不知道是不是白天说话太多累的，夜里打呼噜打得也大，终于把第一个住进来的怕吵的老太太打到别的屋子里去了。老太太的老伴儿去世多年了，感觉很孤独。老太太和我探讨活着的意思：“活着没什么意思了”，我说：“您身体这么好，可以出去玩儿玩儿”。老太太说：“什么地方都玩儿过了，一个人出去没意思”。我差点儿说：“您可以学弹钢琴”，可我马上想到，这可能是个极馊的主意，于是就没再说什么。老太太只住了四天院，例行检查一下，测测血糖，打几瓶丹参，聊儿够了天儿，住在城里的大女儿，二女儿各来探视半个小时，塞了些钱给她，打发了一下寂寞，就出院了。

怕吵的老太太搬走以后，第五个住进来的，也是糖尿病，而且病况严重，双目失明已经四年了。邓姓太太才五十多岁，患糖尿病却已经十多年了。最可怜可叹的是，她的病之所以到如此地步，是由一系列的医疗事故造成的。十几年前的一次胃出血，在没有检测血糖的情况下，连着输了二十五天的葡萄糖，一次性毁灭了她自身的胰岛素产生机能。四年前的眼科手术，因为没按制定的方案操作，使她失去仅有的视力。很难想象，邓太太是怎么熬过那段突然堕入黑暗的日子的。邓先生因为太太的病提前退休了，夫妻俩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儿媳妇都很孝顺，一有时间就来病房探望母亲。邓先生更是不离左右。虽然邓太太病得很重，但他们都很乐观，不时的说笑，病情如此沉重，竟然也为病房带来快乐。我常常替他们的不幸而惋惜，被他们的乐观与豁达感染，更为他们的相濡以抹而深深的感动。

最后一个进来的，年近五十，又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刚刚发现的，症状是三年前开始消瘦。我在想，以前她一定很胖，都连续瘦了三年了，看起来还是不瘦。谢天谢地，这个总算发现得及时，应该还来得及控制。她的老伴也是一直陪着她，俩人都很乐观。

老妈的情况日渐的好起来，第五天起，就没再上过三十七度。老妈是内一病区的发烧专业户，每个医生护士来都要问一句：“体温怎样了？”我开老妈玩笑：“他们这么紧张你的温度，肯定怀疑你得禽流感了”。

老公已于第五天飞回去上班了。第七天一早，我和老爸回到北部的妹妹家取了我放在那里的行李箱，把小外甥女从幼儿园里接出来，然后去城中心妹妹的单位等下班的妹妹，再一同回到南边的医院。晚上，老妈第一次走出医院，一家五口去烤鸭店吃了顿“团圆饭”，第八天，我把在家附近随便买的一些副食塞进行李箱，拖着行李背着包又去了医院。陪着老妈聊天，中午老妈还在打吊瓶，我和老爸，妹妹，小外甥女在医院外边的小店儿里解决了午饭，再回病房，老妈已经打完吊针。和已经很熟儿了的病房里的病人、家属们辞别了一番，在医院门口拦了辆出租，直奔机场而去。

这个假期过得很特殊，除了到家的第一天，其余的日子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才从北京回来，是多年来头一次看着迎春花、玉兰花、桃花的开放。柳树朦朦的嫩绿浮在北京灰蒙蒙的空气里；总是匆匆的来去在家与医院之间，楼下路边的桃花一枝枝的开了，很多旧日的记忆，如泡开的一杯春茶，慢慢舒展，散着清香……那间撒满阳光的病房，那段不短不长的日子，那些无奈着坚忍着痛苦着开朗着相互关照着的病人和她们的家人，那位常常让我陷入回忆的小医生，那几位漂亮亲切的小护士，也从此走进了我的记忆。或许她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个瞬间，象路边的桃花一样枝枝舒展开来……